临沭县：“颐养工程”绘就老党员幸福养老新画卷

在抗战烽火中，山东(shāndōng)根据地曾发起合作社(hézuòshè)运动(yùndòng)。当时的合作社如星火燃起。起初，它是群众(qúnzhòng)眼中的陌生面孔，带着些许理想主义的色彩，但随着减租减息的风潮兴起，随着群众的觉醒，它从消费走向生产，从单一走向多元，农具社、信用社、医药社……雨后春笋(yǔhòuchūnsǔn)般破土而出，为人们提供粮食、资金、医疗，甚至文化的滋养。 在1946年1月召开的山东省农林合作会议上(shàng)，主持人耿(gěng)光波介绍，据不完整统计，全省合作社共计4448处，共有纺车(fǎngchē)720735辆，织机106227张。 山东根据地的合作社类型众多(zhòngduō)，从中心社到联合社，再到生产推进社。这些合作社不仅支撑起了抗战时期的经济命脉(jīngjìmìngmài)，也为(wèi)未来的社会建设埋下了种子。 解剖一只麻雀，便可窥见一群飞鸟的骨骼与(yǔ)血脉。今天，我们回望沂蒙山区最早(zuìzǎo)的合作社——诸葛合作社的起伏，以期重温抗战烽火中(zhōng)军民同心、一致斗敌的精神。 成立合作社，既是抗战形势所迫，亦汇聚着共产党人审时度势的智慧。当时，敌人的围困封锁(fēngsuǒ)，使根据地军民(jūnmín)的经济(jīngjì)供给十分困难，我军(wǒjūn)的枪弹、衣食、医药极为缺乏，民众的生产生活资料更是极度困难，有时一斤盐得10斤谷子才能(cáinéng)换到。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，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物资供给，适应抗战需要，党组织发动群众掀起生产救灾支前运动(yùndòng)。 在红色沃土诸葛乡成长起来的(de)共产党员靳玉翰(jìnyùhàn)、王金增等，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(hàozhào)，于1939年秋以马家河北村王金增开办(kāibàn)的染坊为(wèi)基础成立合作社，开始组织小农具经营业务。他们还以职业为掩护，传递党内情报。当年的染坊，现只留下地基遗迹，唯有大门口那眼深井保留旧时模样。 合作社紧紧围绕(jǐnjǐnwéirào)群众需求展开(zhǎnkāi)工作。当时的铁制小农具稀缺且价高，一张犁子的价格与(yǔ)上(shàng)百斤粮食的价格相近。为使当地农民(nóngmín)能买到较为便宜的农具，他们从200里外的博山挑犁子、铲头、犁底等生产资料，赶集摆摊，供应群众。同时，开展回收业务，将群众用坏的废犁、废铲等废钢铁收购起来，送往博山换回(huànhuí)新的。“合作社成立时，只有三五人，资金也(yě)困难，货用扁担挑，经营业务量小。后来(hòulái)业务量大了，博山货主就用骡子送货，基本平抑了市场，满足了供应。”马家河北村党支部书记王士友介绍。 当时八路军和党政人员生活条件艰苦，进入冬季，仍然穿着破旧的单衣。区乡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募(mù)棉运动，解决(jiějué)党政军人员的衣着困难。诸葛乡当时所种棉花很少，棉、纱、布均(bùjūn)处于奇缺状态，靳玉翰、王金增先是发动群众捐钱(juānqián)，每户从一千两千到(dào)三万五万不(bù)等（当时流通法币，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元）。后又组织人力从坦埠买(mǎi)回棉花，加工成熟棉，发动党员干部带头，开展土纺土织(tǔzhī)。他们到外地请机匠当师傅、请木匠做纺线车，大力宣传，上门动员，很快发展到了(le)十几个村庄。当时群众唱着募棉歌：“秋风起，天气寒，想起战士要衣穿，棉花土布价钱贵，八路经费有困难，咱们组织募棉会，有钱出钱(yǒuqiánchūqián)、有棉出棉，军民同心斗敌顽。” 1940年(nián)春天，靳玉翰等人借用了(le)刘家河北刘门章的三间堂屋，办起了纺织社，添置了一部轧花机，一部弹花机，人员也有所增加(yǒusuǒzēngjiā)。纺织社的主要业务是纺织、印染，同时经营生产资料。是年先后有上下华庄、百鼓峪等村(cūn)，也办起了纺织社。在纺织社的基础上，1940年12月，正式成立了诸葛乡(xiāng)合作社，靳玉翰任社长。 1941年春，乍暖还寒。合作社(hézuòshè)搬进了李家河北村的(de)一处老宅院——合作社会计李洪正的家中。三间堂屋、一间(yījiān)南屋(nánwū)，外加个西棚，成了当时整个合作社的“中枢”。院子里时常(shícháng)堆着棉花、纺车和布匹，脚步匆匆的社员进进出出，或扛着染好的布料，或抱着账本低声交谈。 染坊依旧设在王金增家中，由他的弟弟王金沛负责洗染。可那时，物资紧缺，连最普通的驼(tuó)黄色染料都成(chéng)了稀罕物，军衣迟迟无法制成。为了完成任务，合作社发动群众上山摘槐花、搓(cuō)花粉，一筐筐送进染坊。大缸里泡着(zhe)的是黄灿灿的槐花水，染出的布料(bùliào)透着淡淡的清香，成了八路军战士身上的军装。 织机声此起彼伏，妇女们坐在炕头纺线，男人们挑着担子往返集市，孩子们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卷线团。这不仅仅是一场生产自救，更是(gèngshì)一场全民参与的抗战行动。土纺土织不仅解决了(le)军需(jūnxū)民用，也让沉寂的村庄活(huó)了起来，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余钱，脸上(liǎnshàng)多了笑容，日子在战乱中悄然复苏。 1941年1月，沂蒙专署建立工商行政管理局。这一年在区联社领导下，诸葛乡的村社(cūnshè)发展很快，全区65个村，村村都有合作社。各村社发动群众入股(rùgǔ)，有钱的入钱，没钱的入物，股金多少不限(xiàn)，经营(jīngyíng)按季兑现(duìxiàn)红利。合作社还经营缫丝业务，夏天收起蚕茧，缫成小丝，挑到敌占区的泰安、潍坊、青岛等(děng)地出售，换回部队急需的药品、军火等物资，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。 1941年9月23日，国民党五十一军进攻八路军坚守(jiānshǒu)在卞山的(de)独立营三连及二区区委、区公所机关，诸葛(zhūgě)乡根据地(gēnjùdì)沦陷。这时乡合作社及各村纺织组都将物资财产实行“坚壁清野”，合作社的轧花机、弹花机未及时转移，被敌人抢去。安家圈纺织组徐金铭将六匹棉布埋在土窖里，因坏人告密，被敌人扒去。在敌伪(díwěi)顽(wán)的进攻“围剿”下(xià)，北沂蒙仅有的十几个村的抗日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，合作社只得暂时停业。 1942年8月上旬，我鲁中军区发起反顽战役，将国民党五十一军打退。在(zài)区委、区政府领导下(xià)，停业近一年的合作社又重整旗鼓开办起来，10月，成立了诸葛区联社(liánshè)。在区联社领导下，原来各村的纺织社、组(zǔ)也重新开办起来，并(bìng)且不断发展壮大，又新建了不少村社。这时的业务仍以纺织业(fǎngzhīyè)和经营生产资料为主，并开始经营火柴、毛巾等小百货。 1943年，因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严重春荒，区联社积极发动群众(fādòngqúnzhòng)掀起了纺织(zhī)高潮。纺线织布按质量好坏支付工价，一等(yīděng)线每斤(jīn)支付谷子(gǔzi)8斤，二等6斤，三等5斤，织一匹布一等工价9000元，二等8000元，三等7000元（当时流通的法币）。以工代赈，帮助群众自力更生，生产救灾，度过荒年。 1944年7月，诸葛区联社第一届社员(shèyuán)代表会议在李家河北村召开。会议选出了(le)社长(shèzhǎng)，并选举产生了区联社理事会、监事会。至此，区联社在机构人员方面进一步健全和充实。机构分为业务、会计、运输(yùnshū)、油坊、染坊、药股、门市等。 诸葛合作社的(de)建设，在抗日战争中，对(duì)打破敌人(dírén)封锁、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、支援生产、解决部队被服、枪支弹药、医疗等问题，以及供应军需民用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，深得当地军民的拥护和支持。如略疃村社1944年3月份在200万元股金(gǔjīn)基础上办的纺织社，到6月份一结账，每个股金分红6000元。入股社员越来越多(duō)，全村百十户(bǎishíhù)人家，只有两户未入股，股金增加到1000多万元。区联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，股金不断(bùduàn)增加，业务经营也逐渐扩大。他们除(chú)原来的经营业务之外，还在下华庄(xiàhuázhuāng)、常庄两处村社开办了油坊，在华庄、略疃等村社办起了小酒厂。仅略疃一村，一个冬天(dōngtiān)生产柿子酒40000多斤。 当时在沂蒙根据地工作的(de)经济学家薛暮桥，一直关注诸葛合作社(hézuòshè)的发展。1947年，他在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(huìyì)上的报告中讲道：“1944年，首先在沂水县诸葛区产生了一个真正由(yóu)群众(qúnzhòng)自己掌握、且为群众所拥护的区联社(liánshè)。”在《怎样办合作社》一文中，薛暮桥指出(zhǐchū)：“只要群众生产上和生活上有困难，合作社就应当想法替他们来解决。至于解决办法，可由群众自己商量。许多(xǔduō)事实说明群众自己商量出来的办法，往往比某些干部主观想出来的办法高明万倍。” 而今，合作社的精神在诸葛(zhūgě)镇开花结果。当地综合考量历史文化、自然景观(zìránjǐngguān)、产业布局、红色资源等要素，将全镇100个自然村划分为“陌上花开”“钛(tài)向未来”“果乡沂河”3个片区，通过连片(liánpiàn)规划(guīhuà)、连片投入、连片共建、连片发展，将各村资源有效整合、优化(yōuhuà)重组、科学配置。“我们鼓励引导各村立足农业传统(chuántǒng)优势，成立党支部领办创办合作社，发展特色林果、经济农作物种植产业，让村村有产业、户户有收入。”诸葛镇党委书记刘涛说。 （大众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卢昱 通讯员 龙超）